选题的意义家具是生活起居的伴随物。举凡衣食住行的种种生活环境。莫不有着家具的参与。它与其他的物质文明一道。

围合起了特定的文化情景。寄托着人类生存活动中的生活习惯和心理依归。今天我们所知的各种文明发展史。

家具皆产生过既深远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它因为生活需要而产生、发展。是人类造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于人类的生存空间。

贯通雅与俗、神与人、朴素与雕饰、典礼与日常。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皆为不可或缺；它脱胎于特定的文化母体。

外化、呈现着相应的哲学观念和审美需求。因此。家具既是一个时代的技术产物。又是一个时代艺术精神的体现。

对中国家具文化的专门研究开端于1944年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所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回。

书中的文字部分从中国家具发展史的角度考证了以黄花梨为代表的细木工(明式)家具的造型源流。

图版部分则包含了30余件明式家具实物的精细测绘。然而此书在当时的印量只有数百本。又恰逢动荡的历史时期。

因此基本未在学术界产生具有实质推动性的影响。解放后经过一个长时段的沉寂后。北京的王世襄、陈增弼等学者重拾艾克开辟的研究领域。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世襄所著《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够二书正式建立了中国明式家具的研究体系。

使明式家具研究成为众所皆知的显学。此后。相关学者相继拓展中国家具史的研究范围。1995年田家青所著《清代家具》问世。

继之而来的宫廷、官方：民间及域外人士所收藏的明清家具图录也得到了大量出版。相关研究皆主要围绕着明清家具加以深耕、丰富。

社会各界人士对明清家具的热爱形成一种潮流。相对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家具文化而言。明清去今未远。

家具的实物遗存不少。容易使人形成感性的、深入的理解与认同。这是其它时期家具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明代以前家具的系统研究相对忽视。这与明清家具研究的兴盛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并使得目前尚未有一部体系完备、内容翔实的古代家具通史类著作问世。明代以前家具实物的欠缺。

确实给中国家具史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我国史学研究向有“左图右史”的良好传统。古代丰富的美术史料以及近现代以来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

给明代以前家具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可能。在家具文化断代史方面。2010年。南京学者邵晓峰的博士后研究成果《中国宋代家具》出版。

此书以史籍、图像及考古实物为基石。以宋代家具的类型研究为中心。首次国古代高坐家具定型初期的家具形态分类厘清。

兼及宋代文化艺术对家具设计的关联影响。将古代家具史的研究前推了一个时代。是近年来受到学界肯定的一个重要成果。

也对本文的选题给予有益的启发。此外如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回一书也对本文的写作产生了先导性的作用。

那么。在此两作的范示基础上。结合文献、图像及少量实存家具资料。进行唐代家具的断代研究。

对于推进中国家具史的研究深度、拓展中国家具史的研究范围。以及丰富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唐代文化史的研究。

都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从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唐代家具。既可弥补以往家具史研究的不足。亦可丰富唐代文化研究的内涵。上

从唐代家具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及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罾的唐王朝疆域辽阔。

商路畅通。国力雄厚。国门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辉煌博大的成就。是我国中古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相继出现。使唐代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也使得大规模的土木营建工程得以开展。

而建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这一时期家具制作技术的进步。一些科学的大木作梁架构造的结构元素。

开始被移植应用到小木作上。家具制作的设计制作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同时。开放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域外人士和佛教僧侣来到繁华的大唐都市。

通过经商入仕或传教而定居成为常住人口。他们带来的异国习俗逐渐融入汉文化之中糖心。着胡服。演胡乐。

踞胡床成为新奇的时尚。外来的家具新样式在被汉民族工匠仿制的过程中也逐渐汉化而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由新奇走向日常。因此。这一时期家具文化的发展包含自身演变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两个方面的因素。研究唐代家具。

不仅是中国家具史研究的需要。亦将充实唐代文化史的研究。其二。通过唐代家具的发展演变。揭示唐代社会生活之特点。

从整个中国家具发展史来看。唐代是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

包含着新旧家具体式和新旧生活习惯的交叉并行。自先秦至汉末三国。围绕着席地跽坐的起居方式。

中国家具的主要面貌是低矮型家具。在茵席上陈设案、禁、屏、床等。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西北民族进入中原生活。

西亚、中亚地区的盘坐和垂足高坐的生活习惯对中国产生了缓慢、持久然而却十分深远的影响。社会上首先从上层贵族阶层开始。

形成了“胡坐”的潮流回。胡床、绳床、筌蹄等极具西域风情的高型坐具的流行。使得整个中国家具体系的尺度逐渐升高。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就已经出现了高度达到膝部的床和床前几。但这时人们坐床的方式。仍然是跽坐或盘腿而坐。

说明此前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日常生活中。席地而坐与垂足高坐并行不悖。

高型家具成为日常生活的丰富和补充。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建筑技术的发展TXAPP.TV。唐代建筑的室内空问比前代有所增高。

这进一步刺激了高型坐具的普及和流行糖心vlog。从传世绘画等史料来看。整个唐代。传统的低矮型家具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仍在唐代人的起居方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唐圈椅、月牙凳、带壶门座的高桌和立式柜等新型家具的出现。

都说明高型家具的类型进一步丰富。尽管高型家具的体系完善和普及到北宋中期之后、甚至南宋才得以完成。

但唐代家具的发展显然为这个根本的转变积累了设计制作的经验和生活习惯上的转换过程。尤其是中唐以后。

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中央和地方政权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开放了“度牒”买卖。宗教信徒数量激增。

佛教文化中的高坐风俗进一步在民间流布。到晚唐五代时期。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的态势发展得日益显著。

高型家具已经开始由汉代以来的箱式壶门脚坐榻为中心向四足分明的框架式椅凳、桌案为中心的过渡。

为宋代以后高坐家具的发展奠定了构造和陈设体式上的基石。由此可见。唐代家具的变化。无不折射出唐代社会生活习惯的因袭与转变。

其三。唐代家具研究。有益于了解唐人的审美风尚与艺术精神。除了家具的增高趋势显著。高型家具类型的日益丰富以外。

唐代家具的艺术水平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在家具的造型设计上。唐代家具崇尚雄浑健雅之美。

唐代以前即已在中国流行了数百年的壶门式床榻。造型简洁均衡。是唐代贵族和富庶阶层高档家具的代表。

壶门式造型普受欢迎。被唐代工匠移植于制作器物台座、箱柜、棋局、高桌、凳子等各类家具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此外。唐代家具的装饰艺术水平也大大超出前人。应用如雕刻、镶嵌、漆绘、彩绘、木画、涂粉、染色等种种工艺美术技法。

使家具在实用的前提下。美观性大增。是唐代审美风格的集中体现。其四。唐代家具研究。对中国家具文化以及周边各国的家具文化研究均有启示。

唐代家具不仅对五代、宋的中国家具制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各国家、民族的家具文化。

吐蕃在中唐以后曾占据河西地区长达六七十年。虽在同时期的敦煌壁画中。新的家具样式未见在其中有所反映。

但据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同时期或稍后的青海地区吐蓍墓葬中发现的木家具构件与中原流行的样式基本一致。

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出土的多件壶门式家具和屏风残件更是显示出@。唐代家具除了受到西域家具样式的影响外。

同时也存在着对西域地区的家具文化输出。此外。日本、新罗等国家争相学习先进的唐文化。唐代家具因此流传入这些国家。

并对这些国家的家具文化产生了直接而长久的影响。其五。我国的当代家具设计。除了从明清家具中吸取经验外。

亦应向上回溯。寻找更丰富的本民族文化资源。因此。研究唐代家具对推动当代新中式家具设计的进步。

也将有其重要意义。二、研究现状分析中国家具史研究中的唐代家具研究目前。学界尚未有一部真正完备的中国家具通史问世。

但已有学者开展了贯通多个时代的中国家具史的研究。1944年。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所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依据传世明式黄花梨家具的实物。

研究其造型、工艺特征。但该书图录前的文字研究部分。十分注重从明代之前的家具中探索明式家具经典体式的来源和演变过程。

专列两节“箱形结构及其台式衍生物”、“板式结构”。论述中古以前箱板式家具流行时期的中国家具。

涉及到唐代家具的部分包括壶门式榻、衣架、圈椅、柜等。他指出明式家具的几种主要造型。皆与它们的唐代乃至更早的先行样式相关联。

在对中古以前坐具史的研究中。主要以古籍史料的条理分析为中心。兼及绘画等少量图像资料。